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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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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的一天，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正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７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１９６０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病痛缠身自陶然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６年，贺敬之整整沉寂了１１年。整个文坛也是１０年沉寂。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进入文化部，１９７７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这对于贺敬之来说，自然是他个人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贺敬之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党中央对他的安排，挑起了文艺领导工作的担子：１９８０年２月，贺敬之兼任###文艺局局长；同年８月，离开文化部就任###副部长；１９８７年离任；１９８９年复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长。
１９９１年，贺敬之在北京医院进行体检时，大夫确诊他已患肺癌，要对他的肺部进行手术。这时贺敬之已经６７岁了，心力交瘁，体力不支，他向中央提出辞去两部职务的辞呈，得到批准。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年近古稀的贺敬之留下未竟之业，带着党和人民群众对他这１０年的公正评价和他自己对工作得失的深长思考，以抱病之躯彻底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岗位。
因心脏不好，左肺曾经做过手术，所以贺敬之对自己能否经受得住肺部大手术很怀疑。医生看出他的顾虑，只好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贺敬之回忆说：“我们夫妇俩一起出去散步是从来不拉手的，那天从医院出来是个例外。刚一走出医院大门，我们的手就拉在一起了，而且拉得那么紧。尽管我被查出了肺癌，但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惊慌，我感觉到柯岩的手很有力，握着这样的手心里就有了依靠。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谈的不是工作就是创作，很少涉及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这回也是个例外，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回忆了没有风花雪月的初恋，回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在后来的一次体检时，我肺部的阴影没有发展，这种好转连大夫都感到吃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话疗’的结果。”
说到夫人柯岩，贺敬之说：“她可也是个‘老病号’，浑身都是病。”柯岩曾有过十几年的尿血史，最初医生检查说是肾炎，但刚强的柯岩没把病当回事儿，她坐在床上用个画夹子垫着写作，就这样写出了《寻找回来的世界》和《他乡明月》。１９９４年，病得实在厉害了，在单位领导的逼迫下，柯岩才住了医院，确诊结果显示是肾结核。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3）
柯岩动手术的那天，来了许多同事、战友和朋友，还有读者，手术室的走廊里挤得都是人。贺敬之坐在手术室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好在知道不是肾癌了，他心里还稍微有点儿底。等到手术结束，柯岩被推出来了。大夫拿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她的右肾，已经彻底地烂掉了。看见了隐藏在爱人身体里的磨难，那种感觉对贺敬之来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１９９６年９月，心脏一直不好的柯岩再次遭遇了心脏搭桥手术的考验。动手术前一天，贺敬之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因为参加会诊的一位医生也对实施手术产生动摇了，认为危险性太大；可是不动手术，对于柯岩来说毫无希望，动，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柯岩被推上手术台的当天，《人民日报》文艺部、《求是》杂志文教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报》等３１个文艺单位联合举办“柯岩作品研讨会”。手术从早晨做到晚上，足足做了８个小时，一共搭了３根桥，做得很好。那天，贺敬之躲在手术室外，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不论是当文化部部长，还是当普通百姓，贺敬之都平易近人，保持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直率、爽朗的性格。他曾这样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失误，现在我常常一个人静下来，回首往事，我觉得尽管有过挫折，有过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我是忠心耿耿，问心无愧的。”
而今，贺敬之的一双儿女都已成人。他每天清晨到居所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散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呼吸新鲜空气，也像普通人一样上街买菜。在贺敬之的书房里，摆着几个大书柜，里面堆着满满的书籍，他每天以书为伴，养花养猫，也练书法。一般情况下，贺敬之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有些必须他出席的会议也不好不参加。下午夫妇俩一般不会客、不接电话，晚上继续工作也会会朋友。柯岩１９９７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贺敬之学了３次还没学会，现在仍是“笔耕”。在恬淡安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晚年，应该说是一种幸福。
进入晚年，贺敬之已基本上不写过去常用的自由体了，而是用他主张的加以变通的古体诗形式来写新的生活内容，评论家称之为“新古体诗”。１９９６年，他的新古体诗加上书法，出版了《贺敬之诗书集》，好评如潮，他近年来继续乐此不疲。
由于身体的原因，贺敬之在晚年很少写诗了，有时整理一下自己的旧作，让思绪随着回忆在那些闪光的诗句中徜徉。当然，有时也出席诗歌界的一些活动，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在中国诗坛上继续发出高旷的余响。
诗芽与思想在流亡路上一同成长
１９２４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敬之”这个名字，是从《孟子》中的一句话———“晏平仲（婴）善人交，久而敬之”而来。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
贫穷而又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分，教私塾的老先生发现贺敬之脑子特别灵，很喜爱他，便特别给他“开小灶”。贺敬之成绩虽然好，怎奈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早晨上学他经常饿着肚子。有个同学家里很富裕，但成绩却不好，一次他举着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还嘲讽贺敬之：“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吃得上这个吗？”被激怒的贺敬之一拳将他的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但不责骂儿子，反而称赞儿子有骨气有志气。
念了半年私塾后，贺敬之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小学，可教会小学后来停办了。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点下，贺敬之来到一所私立完小上学。这所学校有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教师，他们教学生们阅读鲁迅等人的小说，还选学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教学生唱歌。这些对于少年贺敬之影响甚大，儿时的贺敬之便最喜欢唱歌，他学会了唱《苏武牧羊》、《可怜的秋香》、《渔光曲》、《大路歌》等。在几位老师的哺育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他的这些进步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4）
１９３７年，小学毕业的贺敬之投考不收取学费的滋阳简易农师。在投考的２０００名考生中，贺敬之的考试成绩名列第四。这个喜讯着实让贺敬之兴奋不已，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出路，也是家庭的出路。贺敬之心里计划着：毕业后当了老师，既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减少一些父亲的沉重负担，也有能力帮助弟妹们上学。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学是考上了，却赶上乱世，贺敬之不幸正是被决定要返乡的学生中的一个。由于战争，贺敬之又一次失学。想读书的强烈愿望令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千方百计打听可以结伴去找母校的同学。贺敬之联合了五个找学校的青年，一同踏上了南寻之路。一路艰辛，一路涉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
流亡的的学校，救亡的民族呼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进步的思潮运动……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冲斥在均县那偏僻的山区。少年贺敬之心中激荡着国难、乡愁，他学会了许多救亡歌曲，在歌声中逐渐成长。
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当时臧克家只有３４岁，携带夫人一起来了。第一次见到真正诗人的贺敬之感到诗人是那样高大，一股神圣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听说臧克家是山东人，听到乡音，他又倍感亲切和自豪。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生生地挤到人群的前面，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诗人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诗人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诗人演讲时的手势，就连诗人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
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１９３８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１５岁到１６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全部都能记下来。
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
岁月不改延安情
在老人的书架上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安塔山。延安，那是让老人魂牵梦绕的革命圣地。说起延安，贺敬之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１９４０年４月的一天下午，贺敬之在学校办墙报、学写诗时认识的一位校友李方立从重庆来到梓潼，找到贺敬之及其他两位同学，四人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
第二天清早，太阳都还没出来，四个人怀揣着自制的假身份证、假通行证踏上迷雾中的征程。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他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就为了投考鲁艺。他坚决地向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老师答应让他去试一试，万一考不上就要在自然科学院安心学习。贺敬之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意气风发地赶考鲁艺文学系。
考过几项之后，最后进入口试阶段。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对于文艺理论等专业知识，他自然答不上来。考试结束后，贺敬之虽然感到很失望，但也觉得没有白来一趟，确实为此让自己看到了不足之处。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5）
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自己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鲁艺文学系名家荟萃，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著名作家、诗人的课都是贺敬之难得的精神食粮，何其芳更是他步入文学之门的恩师。在学习期间，贺敬之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习作，这是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长诗《夜歌》第三章中写到了贺敬之的那首诗给他的感受，诗中称当时还不满１６周岁的贺敬之为“１７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鲁艺传开了。对于贺敬之的学习、成长和创作，何其芳一直十分关心。
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贺敬之在延安生活了六年，由热血少年成长为有坚定信念、超群学识的青年知识分子。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敬之才离开延安。
１１年之后的１９５６年３月，贺敬之陪同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一起，回延安参加西北５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贺敬之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一点新闻报道，但是青年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说要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表示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拿去以后，说他们要广播；很快，这个稿子给了《延河杂志》，就在《延河杂志》发表了，《回延安》这首诗一时传遍大江南北。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敬之酣畅地抒发自己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１９８２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当时，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为落实十二大精神，我作为###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５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我顺访了延安。”返回北京的路上，诗人创作了自己的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作者注：诗中“印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２００１年５月，７６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上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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