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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落子无悔-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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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有个对策。要行之有效,就得杀鸡儆猴,我在暗中留神着。一天终于有个机会,我发现贵修领头插秧的那块田整个密度都不合标准,就跳上田埂怒气冲天,指着他破口大骂,又粗暴地把他拉上田头,推搡着,摆出一副要揍他的模样。自从前次在马家集打架后,老乡中已有我武功异常的传说,对我都心存一分敬畏。我又威胁要把他捆到大队部去。此时,可怜的贵修已吓得脸色发白,众乡亲们都为他求情,并承诺大家都会按标准插秧,我才骂骂咧咧地收了场,但还是扣了他一天的工分。 这一招还真灵。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作怪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春插工作,在完成的质量和进度上都得到了好评。 ——在2004年夏,我出国二十年后第一次去了当年下乡的农村,但贵修早已过世了。当回想起往事,我心情极其复杂:那到底是粗蛮霸道、忘恩负义,还是勇于坚持真理;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急功近利,还是在为改造农村的落后不遗余力?这些问题,甚至在今天,我也无法回答。但那是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很难以今天的价值观再去衡量过去了的历史。  在农忙接近尾声时,一件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却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处境。公社党委袁副书记,一次在下乡检查工作时路过我们村,看到大家在插秧,就下田一起干起活来。收工后,我们知青们就邀他一起吃晚饭。那个年代,吃的也就是粗茶淡饭。在饭桌上闲谈时,其他知青谈到了我与贵修老头的冲突,袁书记听后马上很有兴趣;把此事作为了上海知青坚持科学种田,与农村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典型例子。后来,公社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宣传和表扬。 那一年,我们队的早稻大丰收。农民咋也不明白,为什么从庄稼长势看,与往年差不多,可稻谷实际产量就是要多得多。那年我们春稻的收成超过了往年二季水稻的总产量,达到了“一季超全年”的目标。任何一个生产队,能达到这一点,都是了不起的成绩,而这发生在一个由上海知青当生产队长的地方,就更是一个奇迹。这样,我就成为了公社的先进典型,还成为县知青先进代表。 农民是最务实的,他们相信亲眼看到的,就对我信服了。自那以后,我的工作就顺利很多了。
  

哪里是我的出路啊
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大学招生阶段,我又被推荐上去了。这一次,我的希望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大,可我的政治条件还不够硬,也就是说,我还不是共产党员。那么,我在政治审查时还是可能被卡。 所以,我在迫切地等待,等待着即将召开的公社党委会议的结果。那次会议将审批一批入党申请书,其中也包括我的。这已是我第二次提出申请了。前次,我的入党申请在大队党支部通过,却没有被公社批准。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已是上海知青的典型,已很出名了。我觉得公社党委应该会批准我的入党申请。 如果我入了党,那政治条件就完全改变。我是知青生产队长,表现突出,还是党员身份,那就会被大学录取。那么,梦想就会成为现实。一下子,我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几乎陶醉了。
  党委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得到了消息。我们大队报上去的五个入党申请人,有四个被批准,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而那个未被批准的就是我。尽管我的表现突出,尽管很多干部都知道我,但在讨论中还是出现了不同意见。最后的决定是“再考验考验”,我又被否决。我真是太失望了。 不久,大学招生的结果也宣布了,我又落选了,还是卡在政治审查这一关。 那一年,是莲塘大队的上海知青小胡被大学录取。她初下农村时,属于那种吊儿郎当的,常来我们大队找小宦和小毛玩,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很不以为然,觉得那与农村环境太格格不入了,因为我们是来经受锻炼的。 可在一年前,她一反常态,积极上进,在劳动中也吃苦耐劳,得到群众的好评。她的入党申请是与我同批报上去的,可她被批准了。大学招生她也被推荐上去,并被录取。她就要回上海去上大学。 我感到屈辱、痛苦,我太悲愤了——世道为什么如此不公平,难道这一切都是上天故意安排吗?我只想发泄。我一个人跑到了村后山丛中仰天长啸。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临死前大叫:“既生瑜,何生亮?”我也对天呐喊:“老天哪,你既不让我上学,何必又三番五次给我机会,然后再是希望破灭后的绝望,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我在农村已多年了,可回顾整个历程,就好像在长途跋涉后,却又重新回到了原点。我们刚下乡时的政治口号是“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仅把下乡作为锻炼的机会。可此时却在提倡“到农村去滚一生泥巴”,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是天壤之别。 我变得悲观了,我也许将老死他乡,这一偏僻乡村也许将成为我最后的归宿地。
  一天;大队部派了个农民来通知我,说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要我马上去县里参加身体检查。具体情况不详。我赶到县知青办公室,才大致了解情况。 县制革厂有一个招工指标,直接下到了我们大队,指明要我去参加招工体检。我很感激——可我至今仍不了解其中细节。不过我已听说了,县知青办也知道我,一个上海知青;下放在偏僻的西塘大队,表现很突出,却因复杂的家庭出身,无法上调。 可是,我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上大学。我表示了感谢,可我又说,我愿意继续在农村锻炼。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太不识抬举,因为对于其他人,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了。 那次招工事件后,我们大队其他上海知青就对我有意见了,认为我浪费了一个招工名额。那时,多数人已没有奢望了,他们只想有一份拿工资的工作。可那样的机会,在江西就太少了。希望渐渐地破灭,很多上海知青干脆就不再回来,还有少数就在当地结婚落户了。 仍然坚持在农村的是少数,而像我这样的就更是少了——即使在人生最低点,还是好高骛远,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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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终于开出隧道
现在我是商学教授了,近年来回国,也常给一些公司讲授管理的课程。有次给深圳一大型零售企业上课时,谈到了员工激励,我是这么说的:  零售企业多半是简单、重复、枯燥的体力劳动。而且,这一行业高度竞争,公司也无法提供很好的薪水和福利。那么,如何留住人才,怎样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最有效方式是给予他们目标和希望。要通过教育,让他们把企业的前途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公司的高速成长也带来员工成长的空间,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快的晋升机会。
  其次,要使他们相信,个人目标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达到的。在战场上,如何使士兵勇往直前,战死沙场而不惧?靠的是赏罚分明。在商场上,如何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靠的是完善的考核制度和以业绩为基础的晋升制度。 多数人只要能够看到未来,只要觉得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就会有积极性,就能全力以赴,就可以为了将来而忍受今天的艰辛,甚至放弃眼前的利益。 切记,一个企业能在竞争中取胜,靠的是一群愿为企业拼命的员工,所以绝不要搞任人唯亲。要以企业的生存发展为重啊!
  我这番话是肺腑之言,来自亲身的体会,是经历的总结。在农村的九年漫长岁月中,我经受了生活的困苦和劳动的艰辛,体验了灵和肉的折磨,可我都挺过来了。我能够顽强不懈,因为有目标,并相信目标能通过努力而实现。 可到后来,在已适应了农村生活后,我反而觉得难以承受了,因为信心开始动摇,因为前途变得渺茫。那才是心灵上的煎熬啊!
  “哀莫大于心死”,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人若看不到希望,精神上也会变得软弱。我历历在目的,是一次送公粮的经历,那时我深刻体会到意识对感觉的巨大影响。 农村的每个生产队都要向政府交公粮,那年我们队是以蕃薯抵公粮。我们把成麻袋的蕃薯装上了拖拉机,拉到了临江镇公粮站,押车的是我与村里两个农民。可到那里后,才发现营业时间已过,公粮站关门了。货是不可能再拉回去了,只能卸下所有的麻袋包,堆在粮站前的空地上,要到第二天开门时才能再交粮。 这样地,就需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看守,他俩脸上露出了难色,我就让他们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守夜。 事先没有想到要在外过夜,我都没有带行李。可那已是11月底,气温很低了,到了夜里更是冷气嗖嗖。我从麻袋堆中拔出一袋蕃薯,挪出了一人大的空间,我钻进去后,再拖过一袋蕃薯把洞口盖住了。在里面,我在地上垫下一个麻袋片,躺上去后,在身上盖上一个麻袋片,就这么睡了。 起先也不是很舒服,但我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搬了一天的货,人太累了。我一直睡到天亮后才醒来,那一刻的感觉还不错。 可是,当我推开顶上的麻袋,从洞里爬出来,展望四周时,我呆住了:哇,昨夜好大的霜啊!地上、树上、屋顶上、麻袋堆上,全部是白花花的。 在那一刻,我感到悚然,有一种冷若冰霜、寒气逼心的感觉。那是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真是“千里冰霜脚下寒”。但这种感觉,在我没有爬出来看到外面时,却是没有的。为什么呢?
  ——突然间,我明白了,那其实也就是我农村经历的体验:我不了解自己的档案时,就觉的有希望,再苦也可以挺过去。可当我开始觉得前途暗淡,没有希望,就变得脆弱了。那样的日子才难熬啊!那样的生活才是苦海无边,那么地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了。 每天,我还是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后,还是与乡下人打成一片。因为我习惯了那种生活,已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有如火车进入了高速行驶状态,即使没有牵引力,仍然保持着匀速前进。我已经麻木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76年。那年的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四人帮”就垮台了。终于,历史列车开出了长长的隧道,又重见光明了。本来我几乎是万念俱灭了,心几乎是干枯了,可这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我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通知:中国将恢复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我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几乎一夜都没睡着觉。这一政策的重大改变,意义是局外人很难理解的——它实质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把翻过去的天又重新翻了过来。这是翻天覆地,也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命运啊! 我看到了希望,我又有了目标。我重新激发起了勇气和力量,要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最后冲刺。 可是,多数上海知青已没有那种激情了。他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在农村滞留多年后,唯一的愿望是回上海,“回家”是压倒一切的生理本能。那时流行说法是:“只要能回上海,即使扫马路、倒马桶,也甘心情愿。”人们会认为那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可上海知青的人生需求也已降到了最低点啊! 最后,知青大军返回上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在“文革”中一百多万上海知青去了农村和边疆地区,这一运动几乎触及到上海的每个社会角落,波及到每一居民家庭。下乡知青的境遇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同情,他们的安置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最后,上海市政府终于有了新的政策,允许上海知青回城。也就是说,他们只要仍在农村,就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上海户口,在那个年代,就是无价之宝啊!绝大多数知青朋友都是借这个政策重返上海的。 ——但他们后来的境遇大都不是很好。那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人:在“文革”中,遇上了上山下乡运动,去了农村;“文革”结束后,又因学历太低,无法有较好的就业机会;在今天体制改革中,又首当其冲地承受了下岗的压力。真是差了一步,步步都差啊!也有考上大学,从而改变了命运的,可那毕竟是极少数呀!他们中许多人的现况,我感到痛心——在这一大变革、大动荡中,他们是社会代价的主要承受者。
  

人生难得几回搏
而那时,我正在全力以赴,为大学高考作准备。我以容国团为自己的精神榜样。他是中国早年的乒乓球运动员,在1964年世界杯乒乓球比赛中获得了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今天,中国已成为体育大国,在历次国际体育比赛中,总有中国运动员赢得金牌和冠军。由于这样的体育健儿太多了,逐渐地,人们已无法记住他们的所有名字。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容国团,因为他是第一个为中国赢得这样荣誉的运动员。 其实,容国团在技术和身体素质上,与那些外国的乒乓名将相比,处于劣势。他靠的是精神。在那关键时刻,他激发出了激情豪言:“人生难得几回搏——现在就是搏的时候了”,过五关斩六将而取得了最后胜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他将永远载入史册。 我知道,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关头,也是“搏”的时候。容国团是我的精神支柱,激励着我不断地去冲刺。我夜以继日,常常在煤油灯下学习到天亮。睡眠已成为最大的奢侈品了,那个时间已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有时实在是困得难受,就用冷水洗脸、冲澡。再到后来,这也都没有效果了。
  我想起了乡下的一种习俗:当某人快要离世、而他亲人却尚未到达时,为了在生死离别之际能见上最后一面,旁人就用手指掐住他的“人中”(在鼻子和上嘴唇之间的穴道),以此挽留住那垂死的生命。想来这个穴道的刺激性很大,应也可以提神。我就试着用手指甲掐自己的人中,又酸又痛,人却清醒了,效果真的很好。我也为此发明而颇为自得——相比较,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精神固然可嘉,却是愚蠢之举。 我报考了理工科专业,要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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