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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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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除了音乐专业的院校，美国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将音乐纳入必修课的，哥大却专门设立了音乐欣赏这门必修课。此前，我从未系统地了解西方的古典音乐，但从上大学开始，西方古典音乐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的心。在音乐欣赏课上，老师不只是简单地播放音乐作品，对音乐表现出来的意境进行解读，而是让大家去图书馆寻找作曲家所
处的时代背景，理解他作曲时的思想感受，包括作曲家个人情感的故事。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狂热地爱上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只有他，能从《天鹅湖》的活泼转换到《第六交响曲》的缠绵，从《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华丽转换到《1812｝的壮观。他的作品像戏剧一般感人，像彩虹一样绚丽。在他众多的作品中，《降B 小调第六交响曲》最让我感动，其中表达了他的悲伤、希望，他本人也在这部交响曲首演之后几天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复呼唤着他的终生挚友梅克夫人的名字，他们两人曾有1 200封书信的往来，但始终没有成为眷属。这段感情故事，让我为之动容。
我也痴迷于贝多芬的故事。l804 年，《英雄交响曲》完成，贝多芬在曲谱的上款写的是献给拿破仑·波拿巴，下款写的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此时，他已准备将这些曲谱转交给拿破仑。然而，得知拿破仑称帝后，贝多芬痛斥拿破仑只是个凡夫俗子，同时愤怒地将《英雄交响曲》的封面撕破，去掉了拿破仑的名字，将标题改成：“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写的英雄交响曲”。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了音乐背后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历史。
在哥大的日子，音乐老师鼓励我们深入r 解每一个作曲家的心灵故事，鼓励我们走出课堂，去城市寻找“现场音乐”。我们经常去林肯中心（LincolnCenter）小音乐厅听音乐，也经常买便宜的学生票
（大概20美元），坐在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最便宜的位置听音乐会。实在没钱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学校的礼堂外面听学校交响乐队演奏。哥大的音乐课程，使我培养了一种滋养心灵的习惯，从此之后，对音乐的爱，就一直伴随着我。无论是工作中愁云惨雾的日子，还是商业竞争中剑拔弩张的时刻，音乐都成为我舒缓心灵的一剂良方。
一直到现在，我在北京的家里都珍藏着上千张古典音乐 CD。不知道为什么，我偏爱悲伤的曲调，认为那才是真正抒发感情的音乐。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直如影随形地浸润着我此后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比较要命的“通才教育”是体育。我在体育方面没有遗传母亲的基因，所有的体育项
目，都是勉强过关。唯一的例外是高中时打保龄球，曾经拿过206 分的高分，不过，那是因为只有保龄球是不要求耐力和反应的项目。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游泳课对我来说，十分要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都知道，游泳课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而且很难“翘课”，因为每一次上课，老师都会点名。学校要求，如果缺席游泳课，一定要认真填写一份缺席说明书。
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健将，那么游泳课将是非常享受的一种“休闲”，而如果你是个旱鸭子，就会觉得游泳课很漫长。我必须艰难地学习如何尽量把自己漂在水面上。记得游泳考试的题目是，用任何一种泳姿在50 米池里来回游三次，而这个考试对我来说，几乎是平生经历的最艰难的考试，我选择了勉强学会的仰泳，用你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泳池里漂了三个来回。考完以后，当我坐在泳池边上气喘吁吁地休息时，同学们都跑过来逗我，“开复，你几乎创造了哥大成立以来，游泳考试成绩最慢的纪录。”
据说等我游完，老师都快睡着了。
大学二年级，我选择的是另外一项有趣的运动，那就是击剑。我觉得这是一项相当优雅的运动，裁判全程都用法语。而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每一次进攻之前，我们都要拿着剑告诫对方，大喊一声“防御”。从小看金庸武侠小说长大的我，概念中的进攻全部是使尽各种武林招数，不遗余力地闪电般的攻击，甚至要用暗器。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提前提醒别
人防御的方式，让我感觉到一种绅士的优雅。不过，击剑课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我们穿着击剑服做动作的时候十分笨拙，经常躲闪不及被老师用花剑戳中。下了课以后，总是感觉全身都被戳得生疼。
下半学期，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我这样没有运动细胞的学牛的科目——举重。在举重课上，老师一般都是在健身房里让我们练习上肢的力量，他通常会规定一些练习项目让我们自己练习，这时，我就在每个练习的机器上定下最轻的重量，然后做得气喘吁吁，像真举了很重的器械一样。这算是在体育课方面，最能“投机取巧”的项目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最难忘的是学习中国文言文的经历。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选择了“文言文”，这门课只招收懂中文的学生，而教课的老师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中文造诣很高深，但发音还是很成问题，因此，全班混杂着世界各地口音的中文。
我们在文言文边上标上英文注释，在“之乎者也”旁边画上标注。一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厚厚的教科书《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Chinese））（ 《文言文人门》）。我们辩论老庄哲学，分析孔孟之道。老师依然是用启发思考的方式让我理解古人的哲学。我们既学《论语》选句，也学《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也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以及孙文的《上李鸿章书》。现在看到当时做的笔记，我还觉得非常可爱。比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里的“由此观之”，我在旁边标注“from thiswe view it”，在“熟视之”的旁边标上“look at him”。回想当时，我和同学们经常用英文激烈辩论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既学习西方哲学，也学习中国东方古代哲学。主客两分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主客混沌或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总体世界观而言，西方哲学侧重“天人之别”，中国哲学侧重“天人合一”。了解中西方文化，开拓了我的视野，这对于成为一个“融会中西”的人，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熏陶。
大学生活——贫穷而快乐的口子
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
（Russ），把东西放在这里吧。”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拉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 l78cm，骨骼宽大，他成了我在大学期间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们大多数时候很快乐，在昏天黑地的胡说八道中度过。
我们也搞一些恶作剧，对面宿舍一个讨厌的室友总是爱财如命，自以为是，并以富家公子自居。他身形巨胖，长得很丑，但是却认为自己很帅。我和拉斯趁他睡觉的时候把“kick me”（踢我）的小纸条偷偷地贴在他的屁股后面，白天他总是不明就里地挨踢，一脸的莫名其妙。他视财如命，趁他不在，我和拉斯把他放在床头的零钱摊了整个屋子，然后用强力胶贴在桌上和整个地面上，他回来以后，总是大呼小叫地去捡钱。结果，才发现那些硬币紧紧地贴在地上。他只好用刀子一枚一枚地把钱翘起来。我和拉斯躲在暗处，嗤嗤地憋着不发出声音，以防笑得太大声被他发现。后来，这位富家公子到辅导员那里告状，但是他只告了拉斯，因为他和辅导员都认为“开复这么内向温和的学生不可能跟拉斯一起胡闹的。”当然，拉斯也很够意思，没把我招出来。拉斯很直率，很幽默，又爱搞恶作剧。
我经常嘲笑他“笨得要死，编程的速度比老牛拉车还要慢”，他也经常反击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见到女孩脸就比猴子屁股还红。”
拉斯的电脑作业做得惊人的慢，一般总是拖到最后，还一塌糊涂，然后不得不找我帮忙。我已经习惯了做他编程作业的枪手。
有一次，他欠了一堆作业没做，我就故意没回宿舍，让他找不到我，他只好急忙跑去实验室补作业。当他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时，电脑发出了警告：“今晚11 点，所有机器将例行维修，无法登录。”这意味着这家伙必须用短短3 小时赶完所有作业。对动作慢吞吞的拉斯来讲，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心理挑战。可当他写好程序，开始编译的时候，电脑再次跳出对话框：“磁盘障碍，档案已经遗失。”拉斯惊慌失措，赶紧重新做了一次，不幸再次发生，电脑报警：“系统障碍，所有文档全部遗失。请打开某某文档。”他一打开这个文档，就看到我的留言：“傻瓜，你上当了！这些障碍信息都是我骗你的。你的功课已经帮你做好了，就在你的抽屉里，回来吧！——开复。”拉斯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才知道，我盗用了他的电脑密码，并策划了这起让他哭笑不得的阴谋。
拉斯一般很开心，但是他偶尔也会沉浸在淡淡的忧郁里面，拉斯的背部经常不太舒服，所以他经常不睡在床上，而是把公寓里面衣柜的门板拆下来放在地上睡，他说这样会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也经常陪他度过这些忧郁的时光。
哥大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 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一般的美国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学校一年给我2 500 美元的助学金，父亲给我2 500 美元，贷款2 000 美元，剩下的3 000 美元，都要靠自己打工来赚。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而拉斯的情况跟我类似，他的父亲从波兰移民到美国，在美国的监狱当狱卒，收入一般，母亲是家庭妇女。因此，他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厨师助理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从食堂带剩下的面包和热狗回来，我们也经常能大吃一顿。
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相似，所以我们的时间表也差不多。下课之后我们都去打工，半夜我编完程，他洗完碗回来，我们躺在床上闲聊，有时候时间晚了，我们俩都饥肠辘辘，冰箱里又没有吃的，我们就去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吃最便宜的炸鸡。
不过，我还是爱吃中国菜，有时候我大半夜带拉斯坐地铁去唐人街吃饭，我们要大碗的广东炒河粉，要最大份的京都排骨，炸得香香的两面黄炒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粥。慢慢的，他也爱上了中国菜，每次都吵着要去吃“rice sticks ”（河粉）或者
“porridge”（粥）。有一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半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国菜馆，要了7 盘不同的饭和面，通通吃光。结账的时候，看到光光的盘子，服务员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腿，但是什么也找不到。“难道你们真的把这些都吃光啦？”服务员问。我们点点头。“天啊，你们要不要叫救护车？”服务员惊呼。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就都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 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计划做20 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的饭钱。
25 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这个词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6 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让我们恶心。比如，“这个编程作业就像做蛋糕一样费劲”“看懂这个程序，比吃蛋糕用的时间还要长”等等。别人听得云里雾里，我们却能很有默契地击掌。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们一直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拉斯毕业多年之后，作出了非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家美国证券所IT 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到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娶了比他小10 多岁的妻子。2005 年，我在和微软打官司的时候，
他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
人格担保？”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自己的人格没有问题，不用他担保。他又说：“其实我也知道这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身边。”
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欢做蛋糕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年圣诞节，他都要寄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圣诞节时他从德国寄出，等我收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春节了，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吃这个蛋糕。因此，我发邮件给拉斯，感谢他从德国传来的祝福，但是让他不要再寄蛋糕给我了。可拉斯回信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 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在西雅图的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记了告诉拉斯，结果，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原来的地址，邮政系统查无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里。拉斯接到蛋糕十分惊讶，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五月份接到我去年圣诞节寄给你的蛋糕时，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复，我把那个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哈哈大笑起来。马上回了封邮件说，“很高兴你试验了5 个月的蛋糕的质量，你知道吗，我其实把我们在宿舍做的芝士蛋糕留了一块，l980年就通过波兰邮政局寄给你了，不过你们波兰邮局效率有问题，所以你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接到，到时候，你可能品尝到长达20 年的蛋糕噢。”
另外，我告诉拉斯，“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做蛋糕的博客，不过是中文的。你可以用谷歌翻译工具翻译一下看看。”而拉斯马上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I enjoyedreading your version of our cheesecake adventure but I think l would have foundit easier toread the origiHal Mandarin insteadof the translation；；（我很喜欢你写的我们做蛋糕的冒险经历，不过比起谷歌翻译版，我还是宁愿读你的中文原版。）”我对着电脑，又是一阵狂笑。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样的快乐和美好。人们离开大学，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但是回首很多事情时，现今一切的快乐似乎都无法取代当时那种单纯的快乐。因为，我们当时是那么的年轻、无畏、美好。转系
大学里专业的选择将有可能决定你一生的航向。我一直认为自己喜欢法律，希望将来做一名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新生入学时，没有规定专业，学生可以表明自己的大概意向，我毫不犹豫地填了“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
大学二年级，我开始主修“政治科学”，这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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