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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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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毛主席自然享有极高的威信，他简直就是党和真理的化身。我也写过不少歌颂领袖的文章，讴歌毛主席给我们分了土地，给我们盖了新房，给了我们欢乐和幸福。如果自己的想法与上面不合，那一定是自己错了，需要改造，个人迷信由此逐渐滋长。毛主席在全国二届团代会上号召团员和青年要做N……好，即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我积极响应，以奔放的热情投入实践。不久我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和总支委员，团支部组织《什么是创造性劳动》的讨论，我带头发言。团总支还组织过阅读尼古拉耶娃《收获》的座谈会，会上各抒己见，情绪热烈。青年团是党的助手与后备军，自己一定要争取入党，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1953年冬，党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造，指出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在15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与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合，怎么不要新*主义了？转念一想，这正是毛泽东高瞻远瞩思想超前的体现，也是不断革命论的标志，自己只有调整思路，迎头赶上，便以更大的热情学习和宣传总路线。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粮食统购统销，我下乡作过调查，看到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很高，都检查自己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表示要向国家多卖余粮。殊不知从此开始，我国广大农民割断了与市场的联系，和农业合作化一起，被束缚在土地上，造成了以后二十多年的贫困。
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执政，当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1954年国庆时，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北京，祝贺新中国五周年华诞。此前，我国召开了首届一次人代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选出的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为共产党人，*党派和*人士排在较次要的地位，有入说，似乎不太像联合政府；主流观点则认为是政坛上加强了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98政治运动无休止
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舆论一律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特征。但头脑敏锐的报人同时也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注意到了阳光下的阴影。
1953年冬，报纸上成天发表广大农民踊跃卖余粮支援工业化的报道，其实农民所卖的并非“余粮”，大部分是口粮。l954年春，许多农民到成都抢购熟食品，当时大米l角钱一斤，而饼干糕点等熟食品是1元多钱一斤，农民是最务实的人，如不是缺口粮，何至于此？1953年冬，全省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伐，四川召开第一次建社工作会议，出席者都是共产党员，第一批建社的互助组长。省委书记李井泉大声问：“你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同声回答：“坚决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会议伙食办得特好，八菜一汤，可是这些精壮农民吃不下饭，夜里做恶梦，说梦话：“我的耕牛啊，我的土地啊，都归公了！”“刚发的土地证怎么不作数了呢？”足见他们所想的是另一回事。难怪最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说：“干百年来农民盼望的就是土地，他们只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运动的洪流中他们勉强入了社，生产积极性不高，导致以后二十多年农业停滞。到l955年春，农业合作社因发展过快，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决定整顿，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于是，在一个冬春实现了全国合作化，初级社一下子转为高级社，把原计划15年做的事，在三年中就完成了。“欲速则不达”，岂能不造成历史的隐患？
有入说：“建国以来，‘左’的倾向是从l957年开始的。”我感觉1952年的“三反”“五反”就搞得很左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天经地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大快人心。可是运动采取订指标、分配任务的办法去完成，实在太离谱。当时我所在的川南日报社，被分配在一周内打出五个大老虎，十个中老虎，二十个小老虎，如何完得成？经理部干部胡兴是渡江战役前参军的同志，他被派往上海采购卷筒机和其它设备，经手一笔巨款，就成了涉嫌者，白天批，晚上斗，站板凳，端油灯，跪瓦片，无所不用其极，弄得他心力交瘁。我和老干部刘奎元奉命在门外看守，我悄声问老刘：“你看胡兴能是大老虎吗？”他摇头摆手，示意我不要提这类敏感问题。事务长李绍南的抽屉里存有800万元现金（旧币，合新币800元），是伙食团养猪所得，也把他当成大老虎批斗，把那些现金捆起来全套在他的脖子上。编辑部的记者石平，脑子灵，是位写作快手，我在新训班学习时的老同学，因怀疑他和泸州市木工公会主任尹铁藩有私交，也把他当成运动重点。在动员大会上，领导号召大家在24小时内攻破石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石平矢口否认，被斗得狼狈不堪。以上三人在定案时，方知原来认定的种种罪状纯系子虚乌有。
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亲自参加并进行了采访，被批者个个自我贬损，批判者无限上纲，似乎出身于非劳动者的家庭，便具有原罪，凡是与主流意识不合的思想，都属反动。学生代表与教师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或面对面的批判，有些意见提得很可笑，如某位物理老师说收音机、摄影机是爱迪生发明的，学生问：“爱迪生是哪国人？”老师答：“美国人。”学生就说老师有“崇美思想”。在报纸上写文章的知识分子都给自己扣上许多大帽子，如封建思想、买办意识、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极端利己的个人主义……等等，似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无数疮疤、沉重的发霉的包袱，长长的尾巴……这样的描述自然远离了真实，令人难以置信。
解放初期，报刊上批判过的人就不少，如教育界的陶行知、陈鹤琴，建筑学界的梁思成，医药卫生界的王斌，搞农业的晏阳初，其中好些人是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他们与主流意识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如能求同存异，宽容大度，必有助于互相团结和理解。那时，还常批判“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其实这些论点都有其局部真理性。共产党主张革命救国论，并非将革命绝对化，试问，革命又何尝不需要发展实业、科学与教育？
文艺界的思想批判就更无休止了。1951年批判影片《武训传》，影响全国。其实，武训兴学教农民识字，总是一件好事，怎么能说歌颂这部影片的共产党员都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呢？接着批判肖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它本是一部好作品，涉及老干部进城后看不起农民出身的妻子，最后受到教育而有所转变，其立意和效果是健康的，却被说成是“歪曲劳动人民”的小资产阶级倾向。l954年秋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批判胡适派的实证主义、考据主义、唯心主义。人所共知，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倡导白话文的先驱者，著作等身，在美国获几十个博士学位，属大师级人物，可是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批判胡适的文章，把他的哲学思想、史学观念、人生观、文学观、治学态度与方法说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只因胡适的政治道路不同，便被打为另类。学术批判服从政治需要，读这种批判文章，总觉得强词夺理，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时人批判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历次运动习惯把对象定为百分之五，然后拿人头去硬凑，岂不也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却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诚然。如土地改革、禁烟禁毒，贯彻婚姻法、爱国卫生等运动，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但运动一开展起来就如发洪水，大轰大嗡，把人分成被整者与整人者，被整者横遭批斗，无从申辩；整人者心灵扭曲，同样惶惶不可终日，把一切正常秩序都打乱了，弄得人人自危。如果说和平建设是一种正常状态，运动就是一种非常状态，用不断搞运动来推动建设的作法实在损失太大。搞运动的理论依据是斯大林所云“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激烈”，这种论断本身就不合常理常情。我们的力量越强大，敌人的力量就必然削弱，阶级斗争也就会越缓和。相反，正是无休止的运动造成人为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挫伤好人的积极性，企图通过政治运动统治思想也会适得其反。民族振兴有赖于思想活跃，一个民族把思想统死了，这个民族也就窒息了。因此，我常常暗想，如果有朝一日不再搞运动，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美好、更得人心。
99 1955年的肃反风暴
树欲静而风不止，l955年紧接着批胡适、批胡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我在这场暴风雨中亦曾被闪电击倒。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到l955年5月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舒芜发表了胡风给他的信件，经过掐头去尾，分类整理，歪曲解释，加上按语，胡风信件变成了反革命罪证，学术问题一夜之间成了政治问题。接踵而来的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围攻，声势之大，调门之高，真是从来不曾有过。
5月的一天，川报编委王文同志到理论宣传组闲聊，他说：“5月份发生了两个做梦也想不到的特大新闻：一是铁托成为同志。二是胡风变成反革命。”这位担任过拉萨市委宣传部长的老革命，对这两件事也百思不得其解。
对胡风的批判不断升级，随着三批材料的发表，反胡风运动发展为全国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由理论宣传组组长王石泉负责这项报道，他派我到四川音乐学院组织稿件，并为居民妇女积极分子代写反胡风的文章。有些妇女积极分子对胡风其人一无所知，我只好慢慢启发，捉刀代笔。我也写过《不许胡风继续自我扩张》的稿件，王石泉认为“写得还不错”。当时报社也收到两三封不同意反胡风的信件，均呈送省委宣传部参考。报社内部开始批判文艺组编辑萧红逵，没几天，王石泉等把我也抛出来了。
王石泉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身材消瘦，解放前就编过报，对人不阴不阳，眼光捉摸不定，显得深沉老练，好走极端，貌似平易，暗藏杀机，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开始共事时，似乎对我还关心，我无保留地向他坦露思想，说：“自己想入党，请你作介绍人”。他看了我的档案材料，说我读政大时那段历史复杂，需要派人核实，实则竭力阻挠，在思想深处把我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寻找时机对我进行打击。我当时毕竟幼稚，涉世未深，出于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敬重，以为凡属党员都是与人为善，诚心诚意帮助同志的，对他丝毫未加防范。批判胡风之初，我向他说过：“这样不分昼夜地搞，似乎打乱了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他狡黠地反问：“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我点点头。以后他便提出我历史问题严重，阻挠肃反斗争，建议五人小组把我作为小组斗争的重点，使我在一夜之间由同志变成了敌人。
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石泉以组织名义要我对l948年至l949年的历史作全面交待。我坦然陈述，历史清楚，王石泉等人的逻辑却是：政大原属国民党中央党校，和*高级党校同一规格。而*中央党校是地委以上干部才有资格进入的，可见我是国民党地委以上干部，不是国民党员怎么可能进政大呢？我从沈阳到北平是搭飞机去的。在旧中国，什么人才能够坐上飞机，显然是国民党要员，参加革命肯定是乘鱼龙混杂之机潜入革命组织，妄图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活动；并说我曾盗窃党内文件，拉拢出身不好的青年团员搞什么阴谋活动，我借钱给生活困难的团员是“腐蚀拉拢，高价收买”。把良好的动机说成邪恶，把积极工作说成伪装自己，把联系群众说成“组织人，联络人”，这样的分析我怎么能接受呢？
小组的积极分子们平素与我在一起说说笑笑，现在一反常态，铁青着脸，如私设公堂，或公设私堂，现在一个个成了义正辞严的法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似乎他们早有警惕，看清了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的每一句话都浸满了毒液，我每一句辨解都是“对肃反的倒算，对运动的猖狂反攻”，而沉默则是“软拖硬抗”。我深深感到一个人一旦被打成运动对象，受到的心灵伤害将终生难以平复。
肃反运动中，报社除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因为报纸仍需天天出版）多数人卷入运动旋涡，一切都失去了常态。大家被关在报社大院里，寝室也作了调整，资料组组长王传大是我的同乡和政大同学，原独住一间房，这时搬到我住的大房间内，我想大概是专门来监管我的，殊不知他也是审查对象，上面故意要我们住在一起，以便考察我们是否订了什么“攻守同盟”，走廊中另有人监视我们。每隔几天，我们到省委党校礼堂听大报告，路上互相监视，鸦雀无声，充满了压抑感。见到外单位的熟面孔，也无人敢打招呼，互相提防着、戒备着。一次，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点名团省委杨斧交待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说：“我看你这只臭虫能把共产党的铺盖拱翻？”又喊小教联的李莎交待与胡风集团以及民社党的关系。李莎面不改色，表示下去后作书面交待。我们还多次参加省文联的批判大会，批判者声色俱厉，义愤填膺，但我注意到被批判的茜子、邱漾等并无搞反革命活动的事实和证据，无非是想借机把人的名声搞臭或泄私愤而已。这样大会套小会，斗别人和被别人斗，近两月的车轮大战，我记了厚厚两大本小组意见，近视眼由600度加深到800度，经常闹肚子，人也瘦了一圈。
我先是在理论宣传组和文教组的联合组内挨斗，后来遭到理论宣传组和工业组的联合批斗，报社五人小组的翟静之亲自上阵指挥，穷追猛打，弄得我疲惫不堪，烦躁已极。我也注意到，有几个人自始至终很少发言，来自新训班的白丁只发了一次言：“希望小王端正态度，不要以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态度对待大家。”而颇有才气的*党员王育长竟一言不发，始终沉默。
比我问题更严重的审查对象有李村、张正宣、张白帆、杜晓鹏、朱友柏、萧红逵等，他们被专门关在一间房内，全天写检讨，晚上在一个寝室内就寝，有专人看管。半年后，这些人全部解脱，李村在团小组会上还自我检查说：“作为一个团员，在组织上审查个人历史时我犯了错误，性质还比较严重。”我缄默不语，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更没有犯任何错误，是你们无反乱肃，有错不纠，我凭什么要装样子作违心的检讨呢！
9月初，我回理论宣传组作编辑工作。王石泉调省级机关肃反办公室，由重庆记者范朗来组上主持工作。范朗是我新训班同学，较我年长，头脑清醒，心地善良。一个星期天，他专门陪我看电影，路上说：“你觉得党不信任你，你还是应信任党，好好工作，将来总会把事情弄清楚的。”我在这段期间系统读了列宁、斯大林著作，特别研究了苏联三十年代肃反的文献，图书室的罗大姐主动借给我《民警少校》、《射击场的秘密》、《红色保险箱》、《秘密路》等肃反小说。我逐渐领悟到，我国的肃反运动是以苏联为蓝本的。那种“大胆怀疑，小组斗争”的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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