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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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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霍中队长也有态度比较平和的时候，有时亲自掌勺，为犯人打菜，表情不失宽厚与公允，体现了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和革命人道主义，他对此举不无得意之色。姓李的理发匠给犯人理发是闪电战。5分钟一个；给中队长理发则毕恭毕敬，轻挑细拈，反复修剪，十分到位。霍半躺在理发椅上，眯着一双眼睛，觉得受用而满足，充分享受了权势者的派头和福气。
集训队的学习以读报为主，胡光奎指定我用普通话朗读，很少进行揭发批判，气氛显得宽松。因此，集训队的工地上常有热烈的谈笑声，监房里还有响亮的歌声。有人唱：“天涯海角觅知音，人生谁不惜青春／患难之交恩爱深”；还有人高唱：“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带手铐者不甘人后，竟摇动手铐伴唱，节奏铿锵，别有韵味。还有人技艺高超，夜里悄悄把铐子拨开，睡得更自然安稳，徐武寿夜夜如此。一日凌晨，武装管理员高喊他的名字，连喊数声，他在房内答应“有，有，有”，却不敢出门，原来是手铐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直到下床穿鞋，才发现藏在鞋里。出工后，他大骂哪个伙计不落教，竟敢开这样不知深浅的玩笑……
难友们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我的镇静和乐观也感染着他们。被称为“垃圾堆里的渣滓”，竟有这样饱满的精神状态，还真有点荒诞。
集训队里也有几位文化较高的反省者，谢选荣原系重庆公路局干部，因言罹祸，曾在社会上流浪，判刑13年，此次伙同他人逃跑，翻越大山，在天全县被捉。他常说：“不自由毋宁死。”他熟读经史典籍，能诗能文，性格刚强，从不叛卖朋友，我和他很谈得拢。朱家希是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知识面广，早已就业，不知得罪了那位尊神，才弄到这里来反省。不过，人们从不见他反省什么，总是旁若无人，有说有笑。杨明熹是名山县干部，有正义感，也是因言获罪，谈到反右倾运动中名山县女副县长巫方荣遭毒打的惨状时感叹不已。陈良玉自称解放前当过刘文辉的私人医生，在苗溪改造已久，了解劳改茶场许多轶闻趣事。何若萱热爱文学，曾将他的诗作拿给我看，这些人自有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
集训队里还有个唯一的女性杜宗智，单独关在我背后的4号楼房。她也是外逃的就业者，不参加男性们的集体劳动，学习却在一起。此人体态有些臃肿，表情却很丰富，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很注意梳装打扮。虽处逆境，却与几位体格健壮的小伙子眉来眼去，关系暖昧，也许是男女互相吸引的天性难以泯灭使然罢！
集训队和l3队相隔咫尺，却互不来往，动力厂的熟人来了一批又一批，从不互相招呼。周继光不怕惹祸，与我寒暄，被周干事撞见，周西林没有骂我，却把他恶狠狠地斥责了一顿：“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竟敢与反省人员勾勾扯扯，真是吃了豹子胆。下次再犯，把你取重！”一天，从张家山煤矿逃跑被捉回加刑的刘海波悄悄对我说：“张正宣的儿子张尚礼如今和我同在水田组，想和你谈谈，请你在拉学习哨时去一趟厕所。”
我如约去医务室背后的大厕所，这是l3队和集训队共用的厕所。张尚礼主动蹲在我身边。询问他父亲的情况，我说：“在看守所时组长夹磨他，处境有些困难。到动力厂后在杂务组，活路轻松，管图书，办板报，体质增强，心情也比较平和，大家都把他看成长者，没有受到更多的冲击。在这些人中，有知识的人还是受尊敬的。”他听了感到很高兴。据刘海波说，其父判刑后，家庭经济拮据，为了生计，他被迫辍学，倒卖票证，是以投机倒把罪关进来的。张尚礼眉清目秀，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在大墙内，父子、夫妻、兄弟同时劳改的事例并不鲜见。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领导层改组。对此，工地上议论纷纷，大家都为国防力量增强和科技成就而欢欣鼓舞。集训人员都是爱国的．工程师朱家希特别兴奋，他说：“如今世界五个大国都有了核武器，每个国家都是独立完成的，谁也帮不了谁。”我出于职业敏感，看出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缓慢，在远东开垦生荒地受阻，苏共21大所订的生产指标偏高难以落实；在文化领域干涉过多，如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处置不当。后来又把统一的各级党委一分为二，改组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损害了党的统一领导，赫氏本人也相当突出个人，形成新的个人迷信；在中苏论战中也不够冷静，意气用事，等等。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建国初，我对*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任，从理想主义出发，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苏共20大以后，又对赫鲁晓夫的大方向十分痴迷。看来苏联领导层并非我所想象的那样磐石般的团结，大概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物，这使我逐渐从理想主义中解脱出来。
我在集训队不怕苦，不怕累，无论落雨天晴，都打着赤脚，挖地、背粪、翻谷草，每天都鼓足了劲。因不穿草鞋，霜降后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右膝疼痛。10月下旬参加挖红苕，天天吃蒸红苕，不定量，有胃病的人直冒酸水，叫苦不迭，我因吃得，还长了些红苕膘。
36蒙西礼和005
集训队里不乏奇入奇事，蒙遁礼和梁安厅的故事迄今难忘。逃犯蒙遁礼出身贫农，长得眉清目秀，经常一副笑脸，很讨人喜欢。他文化不高，酷爱学习，笔记本里写满了菜名，什么宫宝鸡丁、四喜丸子、红烧鱼翅、海椒肉丝、红烧什锦、东坡肘子……他说：“这是为了多识些字和打精神牙祭，吃不到口，想一下那滋味也安逸嘛！”他家住盐亭县安家公社，小学刚毕业就面临饥饿时期，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只有出外逃荒，由盲流而扒窃。他叙述第一次作案时胆战心惊，在新华书店里小心翼翼地拈出一个正在看书的干部衣兜里的钱夹，轻轻装进自己的包里，也许是过于紧张和专注，一时未注意到钱夹上套着一串拉链，他刚走开，就被失主发觉了，那拉链的另一端是系在干部腰带上的，他立即来个金蝉脱壳，舍弃上衣，夺路而逃。这次作案不但毫无所获，还损失一件上装，真是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他匆忙逃到沿河一条小街，见一位老太婆正在铝锅里煮挂面，水刚煮沸，大概是主人进屋里取小白菜，一时无人，他便来了个连锅端，迅速转移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饱餐了一顿清水挂面。后来他沿宝成线走到川陕边界，看到无数携儿带女的人外出逃荒，他年轻力壮，常走在老弱妇孺的前面，或乞讨，或扒窃，有饭大家吃，和婆婆大娘们相处得很好，俨然是一个行侠仗义为生存而斗争的少年。
在长期流窜中，他多次被收容拘禁，不得不以三所（收容所、拘留所、看守所）为家。一次在邛崃县收容所住了大半年，他出身好，嘴巴甜，模样乖，当上了炊事员，兼处理因水肿而死去者的尸体，看到一个个衰弱的生命在凌晨死去，引起他深深的忧虑和思索，觉得自己能侥幸活下去已是不幸中的大幸，“活一天算一天吧！”被判刑后，他串通一位女就业人员伴作夫妻逃跑，在旅馆中被捉回苗溪集训队。
有个星期天吃过早饭，他悄悄1溜进5号小监与我谈心，见我的挎包里还有一份l0年前刊有拙作的一张《人民日报》，以及四川日报俱乐部馈赠的“文娱先锋”红色锦旗和一份英文版的南斯拉夫旅游地图，对我产生了信任感，并坦诚倾诉了自己的不幸。谈到兴奋和伤心处，他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热泪，突然跪在我面前连连磕头：“今后我要把你当作自己的父亲，希望你引我走一条生路。”我忙把他扶起来：“使不得，使不得！我们是同一代入，江湖上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还是以兄弟相待吧。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他说：“你可以教我提高文化”，我便在他的本子上写了一些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等人的诗词。
梁安厅是刑满就业人员，为了吃饱和过上人的生活，从苗溪逃到贵州。据他说，在贵州和云南的崇山峻岭中，迄今仍有中央政令达不到的被遗忘的角落，那里的老乡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作而食。既不知道孙中山、蒋介石和抗日战争，也不了解共产党、毛主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孩子们读的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和《治家格言》，那里的人欢迎外面的秀才进山教私塾。我听他讲如此神奇的现代桃花源，不禁睁大了一双眼睛，认为是绝无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也许是江湖流浪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吧。
无情的现实是，梁安厅在流窜中又被公安机关逮捕。审讯中拒不交待自己是从苗溪茶场逃出的就业者，害怕难以避免的绳捆索绑与严刑拷打。他过不了这道鬼门关，但又不敢瞎编一个原籍，后遣送到那里还是脱不了手，便一口咬定自己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审讯员问他是什么机关派遣的，他说是国防部保密局，代号005；又问保密局局长是谁，他答“戴笠”；又问他各处处长的名字，空降坐的什么型号的飞机，他均说得驴唇不对马嘴。以后审了几次，他仍坚持自己是005，拒不吐实，以后长期关押在贵州省公安厅看守所，饿得骨瘦如柴。一次，苗溪茶场的追捕人员到贵阳提取另一个逃犯，顺便在其他牢房的窗口看看，见他蜷缩在床铺一角，“咦，这不是梁安厅嘛，跟我一起回苗溪！”他这才进了集训队。他在集训中很注意服饰，经常穿得清洁整齐，毫不自轻自贱，一副热爱生活毫不在乎的样子，人们戏称他005，他也不恼不怒，说：“做得受得。”
“做得受得”是集训队人员的共识，处理从轻算是侥幸，处理得重也不怨天尤人。于是，有人交流生存手段和作案技巧，准备以后再逃，有人外逃多次未逞，不想再逃了，打算耐心等待把牢底坐穿，有人则企望形势变化以改变命运，日子愁也是过乐也是过，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吧！
37姜场长其人
12月上旬，苗溪茶场场长姜同海率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到l3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社教”仍是学习二十条，重点却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肃清苏联在人们心中的影响，这大概与赫鲁晓夫下台有关。
这个工作组成员驳杂，有场部所属各股和其他大队的干部，也有刚走进公安队伍的小青年，其中廖小娃一脸稚气，显然是刚出学校门的学生。他领导犯人学习时东张西望，一言不发，两眼透露着机敏和灵气，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我不禁想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神情。
姜同海披着军大衣，他在茶场是个重量级人物，原在某公安学校任教育长，是位颇有教养的老公安，据说因生活不检点来到茶场任二把手。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位忠厚长者，身材颀长，头发灰白，不苟言笑，严肃中透露慈祥，阅历甚深而锋芒内敛。他作报告时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节奏缓慢，显得从容不迫，在干部和三类人中拥有较高的威望。我第一次听他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觉得他说得头头是道。他剖析犯罪分子和人民政府的矛盾一般属于敌我性质：出身反动阶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自不待言；解放届当过干部、党员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因背叛祖国敌视人民触犯刑律，也属敌我矛盾；但也有些犯罪分子，如汽车司机酒醉肇事，主观上没有犯罪的动因，虽然判了刑，仍属人民内部矛盾。这种说法显然是入情入理的。他在分析性犯罪时．说：“不能把男女两性关系仅看成生物本能，其中有人生观和阶级性的问题，资产阶级把性*看成无比温柔和最高享受，无产阶级却看成是铁血钢刀，是残害肉体与精神的双刃剑……”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听众不感觉疲倦，人们都盛赞他的政策水平和口才。
随藿学习的深入，姜场长适时肯定学习的收获，表扬水田组的吴静，旱地组的费宇鸣，说他们敢于暴露真实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看来工作组还是注意从正面教育入手，采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当我们在田野劳动时，工作组往往在队部研究问题，有时也打篮球。有的干部球艺高，弹跳力好，投篮准确，一展风姿。有的干部行动拙笨，甚至抱着球跑屡屡犯规。姜场长在球场上表现稳健，人们主动把球传给他，他不慌不忙，三大步投篮命中，有人喊“好球”，他的脸顿时显得轻松而柔和。
集训队的学习由周西林主持，间或也有其他干部参加。按照每次运动的老套，学习初大家应暴露错误思想，以后认识不断提高，到结束时大有转变；如一开始就谈正面认识，则是不敢暴露思想，态度也是不端正的。于是我主动发言说：“原来我觉得天下的共产党都姓共（其实，这是柳青《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原话），如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分为二，有的姓马，有的姓修，互相论战，*指责苏修背离了马列的根本原则，苏共则声称自己是创造性地发展了*主义。这一斗争恐怕要持续很长时期，谁是谁非，只有历史才能评判。”周干事在会上夸我能暴露思想，会后立即向上面汇报，说我的发言具有煽动性，是修正主义思想的典型。这是担任小组记录的陈良玉告诉我的，他劝我以后发言时收敛些，以免遭到不测。我当时不以为意，“谁知福与祸，是祸躲不过”，依然故我。工作组为展示新气象，还组织晚会，喊大家写稿和准备节目，从成都市大监刚调来苗溪的李树人主其事，我和李素不相识，却宛若相知。晚会上，他和朱家希合说相声《揭盖子》，周继光引吭高唱《航标兵之歌》，从此他被戏称为“航标兵”。我朗诵了一首小诗。
这次集训的一百多天里，没有一位干部找我谈过话，把我撂在那里就不管了。回想自投入劳改以来，找我个别谈心的干部一直比较少，一些管教干部宁肯听别人？或暗自揣摩，而不愿和自己的工作对象接触，可能是觉得这样做很麻烦；也许心存芥蒂，明知有些犯人比自己有水平，万一说服不了对方，弄得理屈词穷，不是更被动吗？这样就失去了许多了解对手的机会。姜场长作为主持这里“社教”的重量级人物，竟没有找机会和我谈谈，便轻率决定把我作为打击对象，也许他想达到令我猝不及防的打击效果吧！
“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大墙中人对年节特别看重，终年劳累、紧张、饥饿、压抑，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得到一点喜悦和宽松。有人想到打牙祭、写家信、演节目。我刚完成一首歌颂“社教”的长诗准备在晚会上朗诵，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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