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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还是政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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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主要选择还反映在不再新鲜的“新联邦主义”（new federalism）中。这一术语是肯尼迪（Kennedy）执政期间由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提出来，并在1981年里根（Reagan）执政期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尽管持续时间不确定）。新联邦主义涉及到考察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和私有部门正确的作用和责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种考察涉及了市场与政府比较这一主题。新联邦主义观念中所暗含的可能的责任下放（devolution）意味着更多的内容：起初下移到更低层政府的责任也许（转而或随后）让渡给市场，或让渡给既非市场也非政府机构的组织①。例如，非赢利基金会可能承担劳动力的再培训，或提供不同形式的、由私人捐赠资助的社会福利服务，来代替政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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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6）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它也影响着西欧、第三世界、第二（共产主义）世界的残存者（特别是中国），以及正试图把其经济从中央计划指令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为引导的体制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西欧和日本，过去30年经历了政府作用持续增长和市场作用相应减小的过程。例如，在1960年和1989年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ａｎｄ Development）国家中的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8％上升至42％（如果加上所谓的预算外支出，1989年的比重超过50％）；美国的可比预算支出比重是27％和36％①；在法国，混合的保守党—社会党政府积极推进国有工业和银行的非国有化，允许私人电视台参与国有电视部门的竞争，并且援用市场标准来确定企业工资比率，这些都反映出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过时。同样，毫不奇怪，英国保守党政府一直积极努力地使国有工业非国有化，并且使政府作为主要经济分配机构的进程逆转；在德国，从1990年起的东德地区（l？樱der③）与西德的一体化过程已经涉及运用政府政策和资源来恢复市场的作用，并清算以前整个的国有工业结构并使其私有化。
甚至在中国，它曾在由中央指导和政府计划而非市场和价格来解决配置问题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信念，它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有意识的、朝着相似方向的运动：在农业上，在小规模消费品部门，在更大范围的中国几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通过市场价格和竞争而形成经济决策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而在大规模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则盛行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尤其分散的农业部门，则依然深受庞大的政府补贴和价格控制的影响。
在东欧、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对用市场化来取代它们以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也普遍地深信不疑。在这些前中央计划体制的（国家）中，探索实现有效市场化的几个因素（尤其是宏观经济稳定、解除价格和工资管制、私有化和取消垄断、货币稳定等）的进程千差万别，但它们都表现出对达到市场和政府之间新的平衡的信念，在这种平衡中，市场的决定作用将被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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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7）
同样的主要经济政策选择也发生在复杂的其他世界中，如（不是那么准确地说）第三世界中。不准确是因为这个世界确实不是一个单一实体，更像是复杂的、参差不齐的国家集团，其间的差异性事实上比其他两个世界中的差异性大得多。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至今在解决主要的选择问题时，还是有利于政府对主要（资源）配置决策的控制。也有一些数量上相对较少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①），是例外，如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土耳其。尽管这些新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存在偶然的倒退（部分是因为贸易条款的临时变动，部分是因为国际石油价格的临时波动，部分是因为国际资本市场的临时紧缩），但总的来说，它们是第三世界中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成功范例。它们的成功突出地表现在：在解决主要经济政策选择中，更注重市场价格和竞争（尤其是国际出口市场竞争）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以来，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一直积极地向同样的方向迈进。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政策通常是激励，而不是妨碍市场的主动作用。因为各种特殊的原因，菲律宾显然是其中的特例：市场和价格竞争已经相对活跃，然而，过去30年的经济表现却令人沮丧。
在大多数的其他约140个第三世界国家中，维持着强烈的中央经济统制论的（statist）、（政府对国民经济）干预主义（dirigiste）的倾向，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国家在这些经济体制中的突出作用，还通过它把利益赋予那些追求并最终获得超越政府机构的那些人而得以增强。由于有古巴、越南、东欧和苏联的中央计划指令经济的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为依据，在最近几年中，中央经济统制论的这种影响已经减小。中央计划指令经济在那里依然存留，并且对倾向于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市场配置，有利于“神学的”或“正义的”或“政府决定的”价格，而不利于市场价格来解决基本的选择问题产生了普遍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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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8）
如果是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或者是完全政府和不完全市场之间的选择，那问题将会更容易。事实上，正如已经指明的那样，实际的选择涉及到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的妥协。本书试图表明：如果不是罪恶之间的选择，那么充其量就是必定具有缺陷的选项之间的选择。更准确地说，目的就是要产生一个非市场失灵理论。这样，不完全的政府表现能够加以清楚地分析和准确地预测，更接近在分析不完全的市场表现中已经达到的程度。
在思考基本的经济选择中，我们应该考虑与每一个选项有关的总的结果，而不是只与单个选项有关的缺陷②。我们需要懂得：或多或少可以预料的政府缺陷并不亚于市场缺陷。
在这个方面，政治学已经超过了经济学。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政治钟摆也许出现过倒摆，但美国、英国和德国保守党政府的重复选举授权（repeated electoral mandates）就反映了政界对过度的政府缺陷的反应。无论如何，这些反应与其说是分析与理智，不如说是感情和挫折。要是在确定公共政策中分析并不比感情更重要，那么，我认为值得在它们之间创造更好的平衡。在此过程中，正规的经济学的内容能够把握选举政治的本质。本书之所以更侧重于论述政府的缺陷，是基于下述判断：许多经济学家、大多数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分析家所提倡的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分析市场的缺陷和非市场的缺陷时，通常都把重点放在市场的缺陷方面。矫正一种不平衡需要另一种不平衡①。
我强调政府失灵，并不意味着它们比市场的失灵更严重或更不严重。更确切地说，这种强调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在经济学文献中，市场的失灵尽管已经从逻辑和形式上得以充分地阐述，但非市场的失灵并未得以相似的分析。
因此，尽管下面的章节提到许多的市场失灵，但与更多地暴露非市场失灵相比，它们被有意地简化了。因为前者在别的地方已经得以充分论述而为人熟悉，但后者——非市场的失灵——却并非如此。我因此并不对两者给予同样的论述，而是有意集中论述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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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9）
围绕本书的大体构想，第二章评述了现有的市场失灵理论，并对下面人们普遍熟悉的解释作了概述：为什么可以预料市场的结果既不是有效率的结果，也不是配置公平的结果？为什么公众对这些失灵的理解可能夸大了事实？
第三章开始论述非市场失灵理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职能（即非市场部门）供求的内在特征，以此说明非市场的结果很可能也不是有效的和配置公平的结果。在第三、第四章中，将对所采用的方法作解释性评论。那个方法一方面包括轶事、数据和经验，另一方面包括概念（generalization），理论的、折中的、归纳式的综合。从技术上讲，来自政府经验的例子被引用来说明某些变量方面非市场表现的偏导数的预期征兆。例如，常常与非市场供给相联系的排他性或垄断很可能造成膨胀或过剩成本——非市场失灵的几种类型之一。
第四章运用可以与第二章所涉及的市场失灵类型学相比较的非市场失灵类型学，继续阐述非市场失灵。第四章还思考非赢利组织（NPOs，nonprofit organization）在非市场和市场失灵面前的相对风险，认为与市场组织的缺陷相比，非赢利组织通常更容易具有非市场的缺陷。
第五章论述应用分析（implementation analysis），思考了非市场失灵理论在可选择的公共政策的设计、分析和评价中能够利用的各种方法。应用分析有两个目的：（1）以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具有非市场失灵的程度为根据，在其中进行选择，或者重新用公式把它们表示出来，这样它们也许会少出差错；（2）分析可供选择的事物，最终选择出避免或限制随之产生的各种不足的合适方法。因此，与关注“为什么”和“什么”之类的问题相比，第五章更多地考虑“怎样做”的问题，即在设计改进了的各种公共政策中，在把它们各自的长短处与市场取向的解决方法的长短处进行比较中，如何运用非市场失灵理论和类型学。
第六、第七章分别从概念和经验方面集中对市场和非市场选择两方面之间进行比较。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11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10）
关于效率，第六章在市场和非市场之间的比较和选择中，同时在配置效率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作为重要组成因素的动态效率、技术效率和效率标准。第六章还强调了在比较中所引入的重要的、非经济学范畴和标准的复杂事物，包括公平、参与和责任，对最近的有关各级政府效率的民意调查（surveys of public attitudes）也作了评论。
第七章集中于市场和非市场体制之间的效率进行比较的两个不同的经验研究：第一个是微观效率，根据由个人、面向市场的公司或政府机构提供的等量特定产品或服务的相对成本来进行分析；第二个是宏观效率，根据对不同国家中相对规模的市场和政府（非市场）部门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所产生的影响来进行分析。在微观效率比较中，回顾了先前有关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事业（public utilities）和不同的市政服务（municipal services）中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不同表现的研究。在宏观效率比较中，对一些有关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的规模和经济表现之间关系的一些经验研究作了概括。
第八章对前面的讨论作了总结并得出了结论。第八章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选择提出了一些指导性建议，讨论了政府能够用来增进市场功能、市场力量，能够用来改进政府职能的方法。这一章还强调了政府在指令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的作用，最后，以一些与市场和非市场体制各自困境有关的观察资料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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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11）
第二章 市场失灵
市场的不充分
认为公共政策干预有理的主要依据是市场结果存在着频繁的、大量的缺陷。然而，这一论据不是政策制定或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经济学家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所作的评论几乎再合适不过了：“不能认为，缺乏政府干预的不干涉主义无论何时都是合适的；而在任何特殊情况下，政府干预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缺点也许比私有企业的缺陷更严重①。”政策制定恰恰要求把市场造成的实际缺陷与非市场尽量提供的补救措施的潜在缺陷相对比。有关市场缺点或失灵的病理学在为政府的成功开药方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
但是，如何判断市场结果的成功或失灵呢？尽管有时含混不清，但两个宽泛的标准通常被正确地运用着：效率和分配公平。
如果市场产生的等量的总收益不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或者说，如果更大的收益不能在等量的成本下产生，那么，市场结果就能够被称之为是有效率的；在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总收益必须超过总成本，那么，结果才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效率因此就像是做一件工作的不同方式之间的竞争：如果市场能够以比其他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更低的成本完成任务，或者能够以同样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效率，那么，市场相对而言就是有效率的；反之，如果其他制度安排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完成任务，或者能够以同样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效率，那么，市场相对而言是低效率的。
这个标准界定了配置的或静态的效率。它能够以各种方式被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效率，并增进其他类型的效率。例如，动态的效率——在熊彼特的著作中尤其被强调——与自由市场或其他制度安排促进新技术的能力有关，这些新技术能够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或者能够创造新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并且以比其他方式更低的成本来完成这些事情①。X效率——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所造的一个术语——与自由市场或其他制度安排的下述能力有关：通过促进组织改进，激发工人和管理者的动机，全面改进经营决策（包括招工和解雇、升迁、工资和红利、工作场所的安排、设备、停车场等等），降低成本和提高任何现有技术的生产率①。
市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比其他制度安排更促进这些成果，决定了市场比其他制度安排在多大程度上是动态效率还是X效率。
为判断市场造成的结果分配公平（outes distributional equity），尽管援用了第二个标准——超过了微观经济学的常规范围，但这个标准对可选择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评价和实施具有深远的意义。经济学家们在解决分配这一难题时，不会比解决相对严密的效率问题更轻松。例如，处理赋税归宿（tax incidence）问题仍然是公共财政领域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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