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博弈美国梦-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朱德为副，傅作义曾是其下总司令，后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由蒋介石兼任，顾祝同为副（后任正职）；张发奎，陈诚，张治中都曾是其下总司令；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余汉谋为副，后任正职，还取代陈济棠成为广东军政首领，再后为张发奎；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后由李宗仁继任，韩复榘为副；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由陈诚继任，再后由孙蔚如继任，曾追随杨虎城，也曾赶走了吴佩孚。

　　‘黄埔的慈母’廖仲恺的被刺，成了许崇智被释兵权的导火索。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才得到一个独自掌权的契机，许崇智也因此掉进了历史的泥潭，再也没有崛起过。

　　在此之前，许崇智在广东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

　　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权鼎立，国民党右派刺杀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控制局势，处理廖仲恺案，由此可见，许崇智之实力难为任何派别所忽视。

　　廖仲恺案之后，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给许崇智，信中说：粤军已有变动，请总司令去上海，暂避一下，由我代为安排整顿。六个月后，再请回来共同主持北伐。

　　许崇智无可奈何，悄然离粤赴沪。

　　这一走，标志着许崇智和广东时局永远的脱离开来，也标志着他的军事生涯，从此，画上了一个无奈的省略号。

　　纵观许崇智的治军历程，最值得肯定的，便是他自始至终都忠于孙中山，甚至有愚忠的嫌疑。

　　其实，许崇智、蒋介石再加上张静江，三人结为拜把兄弟，感情也一直不错。

　　不过，蒋介石对许祟智却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与许崇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而后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

　　蒋介石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提及对许崇智的议论：办事无序，重内轻外。

　　在这种意识的导向下，蒋介石对许崇智的取而代之成了注定的计划。

　　许崇智当然也是聪明人，当他看到了蒋介石的力量，已经超越自己的时候，便主动或被动地让出了自己的兵权。

　　许崇智之部下因为在廖仲恺案中，有重大的嫌疑，许崇智为了避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辞职的申请，要知道，当时许崇智在广州的实力，并不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下，避嫌的原因，则是形势所趋，以权换命而已。

　　最后，孙传芳受南京国民革命军第一路何应钦军的进击，后与张宗昌联袂到北京，又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取消‘五省联军’称号，并提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自己任安国军副司令。

　　蒋介石说：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何应钦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笠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军委会将所属军队编成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编入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任师长（周恩来为该师党代表）。

　　在反对蒋介石中，比何应钦有甚者的是李宗仁。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白崇禧地位仅次于李宗仁。

　　李宗仁和白崇禧、何应钦，等实力派逼迫蒋介石通电下野，并由他们三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党务委员。

　　接着，李宗仁参加冯玉祥、阎锡山反蒋介石，被推为*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

　　李宗仁又联合‘南天王’陈济棠反蒋介石，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李宗仁、陈济棠发动反蒋介石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陈济棠），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

　　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无奈，三个臭皮匠等不上一个蒋介石，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后来，奉系将领举行军事会议，特许孙传芳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与该地区冯玉祥军对峙。

　　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逐级提升，与石友三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

　　中原大战时，韩复榘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

　　韩复榘听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

　　梁漱溟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近代军阀尤其是实力较弱小的地方军阀，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之中，为求自保，总是见风驶舵，叛主倒戈是常有的事，张宗昌、韩复榘便是如此。

　　然而，因倒戈频繁而获得‘倒戈将军’绰号的，则是他们的结拜兄弟石友三。

　　最后，孙传芳的部队不愿出关，而向阎锡山投诚。

　　至此，孙传芳的武力荡然无存。

　　最后，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也全线崩溃。

　　从某种程度上说，孙中山又高于蔡元培的，却是孙中山与陈其美成就了蒋介石，更是蒋介石在陈其美的指示下，刺杀了‘今之墨子’陶成章，让同盟会成为一支独大。

　　谢持、程潜则是因为刺杀袁世凯，而名声大振于得到孙中山的器重的，前者还是蒋介石、汪精卫闹分裂的先祖，真是一丘之貉。

　　形势比人强

　　宋教仁与袁世凯，似乎就好比李后主与赵匡胤。

　　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与宋教仁，成了中国的象征，孙中山则介于之间，来了一次折中主义的中庸思想。

　　袁世凯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根深蒂固于潜移默化的专制封建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宣言，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宋教仁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的春天。

　　谭人凤，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还曾和孙中山、黄兴等人一起被袁世凯通缉。

　　章太炎称赞他：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

　　黄兴赠诗给他：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世凯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赵匡胤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还与孙中山被誉为两大智囊。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当时，袁世凯不怕孙中山，却怕宋教仁，所以，就被暗杀了。

　　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先是袁世凯有意让宋教仁出任总理，刘揆一（与黄兴组织华兴会）、范源濂（举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宋教仁就任。

　　但是，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是，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

　　宋教仁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对汪精卫的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

　　于是，袁世凯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甚至临终前，宋教仁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于潜移默化的专制封建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梦想。宋教仁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于是，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宋教仁惨遭毒手，使20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到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

　　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

　　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

　　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

　　一个社会的真正堕落，从来不是产生奸倭或汉奸为标志，而是以奸倭或汉奸在何种程度上，遭到抵制为标志。

　　只要我们不曾停止抗拒，

　　只要我们不断争取*，

　　恶势力的一时得逞就不足为患，

　　社会伦理的底线就仍然没有被突破。

　　你要了解革命是什么吗？

　　称它为进步就是；

　　你要了解进步是什么吗？

　　管它叫明天就是。

　　明天一往直前地做它的工作，并且从今天起它已开始了。而且，很奇怪，它从来不会不达到目的。

　　无穷无尽的贪婪与欲望，

　　无时无刻的猜疑与嫉妒，

　　无边无际的私心与野心，

　　无休无止的勾心与斗角。

　　世界上，人是最有趣的，当女人征服不了男人时，就成就了一个成功女人，等着男人来弄懂她了；当男人搞不懂女人时，就去搞政治；孟姜女为了她的情郎而泪流满面地哭长城，长城没有倒，民众的心，却倒了，项羽则为了一个虞美人而火烧阿房宫，三月不灭，阿房宫化为灰烬，然而，西楚霸王的一世英明也给毁了，最后把秦始皇的阿房女也给烧醒了……

　　然而，政治相对于爱情，灵魂上的付出是少之又少的，可惜，爱情遭受着阴谋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的海市蜃楼罢了，有如云里雾里那不堪一击的缥缈。

　　于是，当你搞砸了炙手可热的政治时，或许，你就是时代的罪人，而历史也只属于胜利者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于是，你就成为了众人的发泄对象，因此，而遭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盖棺论定，又似乎是指桑骂槐的唾骂。这个时候，事情的真相，已经微不足道了，只需要足以让众人发泄心中那因妒嫉而不平的委曲求全，让自己好过，让自己心安理得，就可以了。

　　于是，雨过天晴的既往不咎了，事情又周而复始的上演了，循环反复地发生了，而众人都是浅薄而刻薄的，却单单只是想给自己的心灵找个推卸责任的替罪羊，于是，满口仁义道德的阿谀奉承，也就成为了背地里暗度陈仓的尔虞我诈的装饰品，却是虚伪做作的大众成就了张爱玲的才女，于是，当你搞砸了爱情时，你只是愚弄了你自己，却给了麻木不仁的大众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至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你还可以学张爱玲的做个才女，错爱汉奸吴兰成似乎也不关张爱玲什么事的局外人，周作人也照样粉丝不断，曹操的‘惟才是举’倒是把‘有能者居之’发挥到了及至，却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此一时比一时……

　　于是，我们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家扫自家雪，大家都固守着一亩三分地，又都不越雷池一步的心安理得的活着，只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大事则化小，小事化了。

　　仁慈则无偏私，无偏私则能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庄敬则不苟且，不苟且则不予人可乘之机。

　　于是，当理智沉睡不醒时，偏见就会迅速竖起自己的大旗，却还是缺少凝聚力在先的，因此，对于病入膏盲而‘统一而不团结’的中国来说，列强只是雪上加霜的趁火打劫而已。

　　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又如何，不过是中国体制外的改革分子，所有一切的努力都不过是戏台上所唱的纸上谈兵而已，何况叶公好龙而道貌岸然的康有为之流也仅仅拘泥于司马光等人一样的‘务实’目的，无非是趁火打劫于发国难财于达官显贵的‘穷秀才思想’，最终，还是倒戈相向了。

　　于是，整个新文化运动就是梁启超受了福泽渝吉的启发，而张之洞的结局却还是与福泽渝吉截然相反，却形势永远比人强的依然逃脱不了大中国那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今天也没有一种思想很好医治过中国人的心病，传统的思想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令人折服的思想体系又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对于病入膏盲而缺少凝聚力的大而无当的中国来说，列强只是雪上加霜的趁火打劫而已。

　　然而，当声音种类突然增加的时候，就有新思想出现了。

　　无奈，中国自元朝以来，没有得到这样的突破，却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停滞，似乎征服也没有丝毫了意义，似乎元朝之后的中国就有如欧洲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过后，必然将迎来灿烂而辉煌的文艺复兴。

　　于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则把本身也融入到了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把本身也奴役化了。同样的，‘八国联军’所面对的，大概是洋鬼子被所向无敌的中庸搞得头痛，既难理解，又难驾奴，更消灭无门，所以，适可而止而就此搁浅，怕惹上中庸的流毒而全身溃烂，于是，放了一马，回去啃他们自己的科学技术面包了。

　　然而，经济是全球性的，科技也无国界，却沦落到了被动挨打的份，当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机构申请破产保护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蝴蝶这次小小的翅膀，竟然真的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风暴。

　　那么，中国是否就会走向了‘苏联解体’，还是直接走向了华尔街的成功。

　　事事无绝对，好事也须多谋，有人喜来有人忧，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得寸进尺的人一大片，再也逃不去，于是，甘受无畏的牺牲，千千万万的布鲁诺也因此站了起来……

　　当初，‘八国联军’从中国掠夺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的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也不知晓，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与其说败在了西太后，倒不如说败在了杜受田。

　　地大物博的根深蒂固的缘故，于是，福泽谕吉推动并促进了明日维新，而张之洞则，却变向的与李鸿章成就了汪精卫的‘非袁不可’……

　　于是，当袁世凯狼狼疮疮地交出兵权时，那个腐烂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全收。因此，再加上章太炎的作为对孙中山的制衡，也就造就了袁世凯的展权，而孙中山也背弃了‘鲁迅的老师’章太炎而选择了蔡元培。

　　然而，清华四大导师加起来，似乎还顶不上一个蔡元培，却还是先有张百熙的铺垫，而京师大学堂则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于是，蔡元培告诫学生：你们将来出去兴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说的是换醒民众这只大猪了，也只有唤醒民众这只大猪，拿破仑所说的‘沉睡中的狮子’才会再次的重振雄风。

　　然而，假如没有西太后，又哪来的变法维新，没有杜受田又哪